康顯揚校長抗戰年代求學經過(口述歷史)
我在抗戰年代的求學經過
口述 康顯揚
整理 康一橋
// 已故康顯揚校長多年前曾應香港浸會大學口述歷史計劃邀請，憶述他在抗日戰爭年代的求學過程，文稿由其子康一橋君整理，交本會網站刊登，讓紅藍兒女細閱康校長當時的校園片段與社會見聞，了解他在戰亂年代的生活點滴。康校長青少年時代的這份堅持和堅強，值得我們學習。//
我生於一九二三年，祖籍廣東順德龍江，祖父早歿，五六歲時隨父親到香港。動身前，雙親帶我到鄉間一所私塾開學，記得當天要從家裡把桌子搬到私塾去，還帶了母親做的甜薄餅，作爲拜師的一點心意。在孔夫子畫像前，老師把着我的右手在紙上塗了幾個字，還領我讀了幾句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之類的蒙訓章句。我在私塾只呆了三天，就算是「開學」吧。
離開順德，是因爲父親要到香港謀生。也許他憧憬着在香港生活會過得較好，便舉家一起去了，那時弟妹還没出生，全家只有父親、母親跟我三人。
我們先從順德坐木造的大渡到廣州，再轉乘輪船南下。印象中當時的輪船也不小，約千餘噸，晚上十時左右啓碇，出珠江口，天亮便到香港，在中上環一帶登岸，落腳處是九龍油麻地一個唐樓單位，比鄉下的居所狹小得多。
在香港安頓下來後，我被送進佐敦道一所在二樓的全日制女校讀書，校名早己忘記。後來聽父母說，我只在那兒讀了一兩年。可能當時幼兒園不流行，才安排我讀女校吧。校服白色，有帽子，依稀記得除了我，還有幾個男生，當然都不用穿裙子。家中僱了佣人，每天帶我往返家校，午餐也由她送來。
精武體育會小學
我在女校讀了一兩年，就轉到精武體育會小學，在此整整六年，直到小學畢業。
精武體育會小學校址在彌敦道和公眾四方街交界，即油麻地榕樹頭對面，中華書局現址；校舍夾在樓宇之間，後面有個操場，教學樓高四層，有學生兩三百人，男生較女生多。我們的校服叫「獵裝」，夏季白色，冬季深藍色，四季均穿短褲。
顧名思義，精武體育會小學由精武體育會主辦。校長葉錦華也是一位著名西醫，診所設在彌敦道。學校規模中等，科目有英文、國文、算術、體育、音樂、圖畫等。
這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學校──學校大堂正中懸着一張霍元甲的大照片。一般學校上體育課不離打打球、跑跑步，這裏則教武術，學生都管兩位體育老師叫「黎師傅」、「歐師傅」，所授項目包括譚腿、功夫等等。此外，步操也是重要的一項，步點錯了，師父就會直着嗓子喊 ：「出來！出來！叫你左右左，你就右左右！」懲罰是要你下個「一字馬」，不想腿受罪，以後便不會錯。兩位師父很嚴厲，我們卻也很聽話，對他們特別尊敬。
雖然學校注重武術，但孩子們都很愛打球，每天放學就跑到京士柏玩個痛快，因為住處離學校很近，我有時晚上也會回去打乒乓球。師生關係很好。
我在精武體育會小學的成績還算不錯，二年級後，都在班中三名以內。當時香港有一所叫漢文中學的官立學校，招收成績較好的學生，畢業後可晉身政府公務員。小六快畢業時，我被派往參加漢文中學的入學考試，初試通過了，複試卻没考上。
佛山華英中學
我小學畢業後，父親認爲內地學校辦學質量較佳，就想送我回去讀書。他聽朋友說佛山華英中學要求嚴格，學風優良，在獲政府嘉許的幾所學校之列，便親自到該校參觀，覺得確實不錯，就決定把我送去就讀。
秋天開課，父親送我到佛山去，爲我辦好入學手續，購備寄宿物品，就回香港了，當時香港去佛山很方便，從香港到廣州後，再乘火車去佛山，連接廣州到佛山的鐵路叫 「廣三鐵路」（廣州至三水）。
華英是中華循道會辦的男校，校址在佛山文昌沙，佔地頗廣。當時的華英，下隸三個單位：華英男校，校長楊景循；華英女校，校長余艷梅，也是後來澳門蔡高中學的校長；還有一間西醫院。華英的校舍很漂亮，都是兩三層的建築物，建築形式中西合璧，房頂蓋有瓦片，窗戶則具西洋風格。校內設備完善，有科學樓、金工室、木工室，實驗器材都是當時最先進的；宿舍、足球場、籃球場、教學大樓、禮堂、飯堂、圖書館等一應俱全。記得校內還有些地方可以讓我們進行課外活動，學生想養雞或白鴿等，也可以向學校申請一片地方。
初中一的學科有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，還有金工、木工、體育、美術等術科。化學、物理則依次在初中二、三開設。我不記得有否聖經課，但每個星期上教堂是必須的。華英實施的是「全人教育」，重視知識傳授之餘，也強調品格的薰陶，童子軍和旅行都是頗受歡迎的課外活動。我在華英渡過了三年的初中階段──
十二歲，開始在學校寄宿。學校附近有一道長長的防洪基圍，晚飯後同學們都愛在基圍上散一會兒步，才往自修。自修課的教室裡坐了一位老師，學生有甚麼問題，都可以問他，當然他並非每科都懂，任務主要是看管學生而已。自修完畢，關燈就寢，生活很有規律。
到了初中三，日寇已發動侵華戰爭。我們在圖書館閱報，便知道時局的最新發展，上課時、週會上，老師都會給我們講解敵我形勢。初中三那年，日機空襲廣州，同學知道消息，敵愾同仇，自發組織宣傳隊，向附近農村鄉民傳播抗日訊息，方式還包括演街頭劇等。當時，一個 「戰地服務團」來校宣傳，說如果家長允許，學生就可以到戰區去從事支援工作。當時我很想去，只是家人說我還小，怕我不能幫上甚麼忙，最後没去成。
初中畢業時，形勢急轉直下，日寇的魔爪南伸，佛山告急，華英要搬到香港東涌去了。我没有跟着華英走，卻考進了廣雅中學（廣東省立第一中學），讀了一個多月高中一，局勢緊張，學校也被迫停辦，後來父親決定要我回香港去，入讀深水埗知用中學，還是讀高中一，當時知用師資極佳，因為廣州淪陷，很多有名的老師都到了香港。好不容易，在知用讀了一學年，此時，香港也風兩飄搖，成了警報聲中的一座危城。
淪陷前夕流亡桂林
雖然我在知用讀書，但跟在東涌的華英學友仍有聯絡，一些同學商議要回內地大後方去，我心動了，同行者十餘人，包括一些高年級的同學，束裝就道時，香港已危在旦夕，日寇已己在醞釀向香港發動瘋狂進攻了。
我們從香港坐船去屬法租界的廣州灣（今湛江），那是一艘叫「大寶石」的貨船，好像是法國註册的。當天夜裡，墨黑的水面上陡地亮起強光，迎頭來了一艘日本軍艦，但沒有登船搜查，大概看到這只是艘商船吧。當時離境很自由，甚麼文件也不用。一天午後，終履足廣州灣，住了一宵，第二天便啓程回內地去。
我們的目的地是廣西鬱林，從廣州灣去只能步行，需時五天。途中僱了幾個挑伕，還有三頂轎，預備體力不勝時輪流坐坐。五天雖然很長，但我一刻也沒有坐過轎，堅持憑兩條腿走畢全程，經過的聚落包括廉江、石角、貴縣等，貴縣是石達開故鄉。到貴縣後乘汽車往柳州，再轉火車到桂林。到了桂林，大家各奔前程，有些到別的地方升讀大學，有些則找工作謀生去！
留在桂林的，只有四人，一人讀大學，三人讀中學，年級都不一樣。打聽之下，知道漢民中學最好。學校爲紀念胡漢民先生而建，管理嚴謹，學風優良，我由於東奔西跑，誤了一年光陰，入讀時是高中二學生。
此時日寇還未佔領香港，但香港已經危在旦夕了，所幸家人還可以匯錢到桂林給我——廣東有些地方沒有淪陷，從淪陷區可以往返那些地方，父親便到鶴山沙坪的郵局直接把匯票寄過來，我憑票在內地郵局提取款項。當時在桂林有很多拍賣行，僑生有時錢用光了，匯款未到，便常把衣物、用品、甚至藥品等拿去變賣，換錢應急。
漢民學生以本地人爲主，也有來自香港、東南亞的流亡學生。漢民是私立學校，要交學費：校服就是軍服，衣領上有三角形的星星，初中一顆，高中兩顆，全廣西都是如此，灰色，有帽子，不穿襪子，打綁腿，鞋子則沒有規定款式。
漢民中學的校長是任中敏，一位對元曲很有研究的學者，治校嚴格，全校軍事化管理，有些要求和軍中一樣。清晨聽到號聲，立刻起床，整理內務，被子要疊到像豆腐乾一樣，四角翹起，然後參加升旗禮，每天早上均如是，冬天在北風呼嘯中也要站得筆直，箇中滋味雖不好受，回想起來，卻是很好的鍛練。沒有同學不怕校長，路上碰上他，準要讓他批評兩句，也許是由於走路歪歪斜斜，或是鈕釦扣不好；冬天的時候，要是讓他見到你的手在褲兜裏，他準會說：「手拿出來！怎那麼怕冷啊！」我當然也有被他教訓的經驗，一天早上細雨飄飄，我跟一位同學邊走邊聊 ：「今早下雨，大概不用升旗了！」身後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：「下雨，前線打不打仗啊？」回頭一看，正是校長。
考試時，座位是全校混合編排的，前後左右都不是同班同學，學生沒法作弊。監考老師兩位，黑板上寫着八個大字 「嚴正考試，嚴正做人」，有如公堂，莊嚴肅穆！
上體育課時，集體繞圈跑步是必備項目，校內的操場是一片比足球場還要大的空地，跑了兩三個圈，有些同學生已氣喘如牛，這時，老師便學起一根竹棒，追打學生屁股，跟不上大隊的學生就遭殃了。女生沒那麼能跑，男生能跑三個圈，女生跑一個多圈便跑不動，就站到操場中間，有一次，讓校長看到了，便訓話說：「你們女生，別人跑三個圈，你就跑一個多圈，只有男生的一半，難道你們吃飯只吃男生的一半啊？男生吃兩碗飯，你們只吃一碗？睡覺時間亦只有男生的一半？人家睡八小時，你們只睡四小時？」
我們每天吃的是「軍事飯」，八人一桌，吃飯前列隊，魚貫步操進飯堂，進去後，全部站定在飯桌旁，老師吹哨子喊「開動」後，才可以坐下吃飯，然後沒幾分鐘，「嗶！」哨子一響，筷子放下，吃不完也得停。習慣成自然，後來我在家吃飯，妻常問我：「怎麼你吃飯老那麼快！不怕胃痛嗎？」
漢民中學每班都有一間獨立教室，教室後面帶一小房間，還有一個小小的閣樓，是班主任的住處。教室後面有個小窗，班主任打開窗子就能看到教室內的一切，學生不敢搗蛋。我們的宿舍，則是一座座竹織批盪的房子。
當時的教室除黑板、粉筆外，還放着一些畫板、鋤頭和凳子──畫板供寫生用；鋤頭則是勞動工具，課餘在校園裏翻土、種花生，既是服務，也有樂趣；敵機來襲時響起警報，大夥兒就帶上凳子跑進山洞去，坐在那兒靜候。桂林的空襲很頻密，警報響起時，城中幾處高地同時懸起燈籠。學校有人看到，便指揮學生拿着凳子躲進穿山的溶洞裡。
學生全部均在校內寄宿，非假日不得離開校園，溜到外邊買東西吃更屬罪犯天條。在一個週會上，校長痛罵違規學生，說着說着，竟連老師也一併罵了，毫不留情！有一次，抓到一個偷出校門的學生，不知道是去吃東西還是甚麼，按例開除，這個學生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兒子，可也是依例處理，要轉到別的學校讀書寄宿。兒子搬不動行李，父親拿起一根扁擔幫他挑，在全校師生的眼前，把孩子送出校門！校長的大公無私，守正不阿，人皆嘆服！
新年的時候，全體師生每人獲發一張小紙片，要寫上新年願望，寫完了就張貼在牆上，校長寫的是 ：「我為鬥士，我有鬥志：年復一年，老之將至：老之將至，我有鬥志！」我在漢民只讀了一年，但對這位校長既敬畏又欽佩。
漢民中學的校園在桂林穿山之麓，山石奇偉，景色怡人，園内石上刻有一聯：
「熱血滿腔江山如畫，精誠到處金石爲開」是那個年代讀書人的寫照！
入讀重慶僑二中
一九四一年，太平洋戰事爆發，日軍席捲南洋。那時候很多南洋華僑學生逃難回國，與家人失去聯絡，連吃飯錢都沒有，當時政府設了三所華僑中學，收容生活困迫的歸國僑生。由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，所以我們也在僑生之列。漢民中學的僑生也不少。
當時的三所華僑中學，第一所在雲南保山；第二所在四川茶江，屬江津縣，毗鄰重慶；第三所在粤北樂昌，因戰事波及，很快就停辦了，當時我被分配入讀第二華僑中學（僑二中）。
往西走的，不但有學生，也有平民。坐汽車很貴，多數人坐火車。政府規定進大後方的每輛貨車一定要無條件接載三個學生，我們坐火車從桂林到柳州，從金城江開始要乘貨車，僑二中派了一位招生委員過來安排車輛，學校分幾區招生，桂林是其中一區。那種貨車只在白天開，晚上我們沒錢投棧，就睡在車上。貨車中途停站都在些鄉下地方，司機大吃大喝，而我們的食物則僅能裹腹。車程三天，才到貴陽。
到貴陽後，竟沒車去四川，暫時棲身之所是當地的低級旅館，五六個人擠到一個小房間裏，睡在地上。幸虧這不花錢，吃飯也有飯票，是招生辦給我們的。
閑來無事，天天逛街，呆了一個月，貴陽的大街小巷都走遍了。終於車來了，這次坐的是一輛裝鎢砂的貨車，鎢砂黑色，供煉鋼用，是製造槍炮的原材料，坐在這種堅硬的砂石上，屁股實在不好受，然而，夜晚還是要睡在車上。從貴州到四川用了兩天多，兩省邊界的道路很險。有一處叫婁山關的地方，盤山道路有七十二灣，既陡且險，有「吊屍岩」之稱，很多司機不熟地形，滾到山下去，死屍就吊在岩石間，也沒人去收，因以爲名。交通事故多發的另一個原因是：當時汽油很值錢，到處可見醒目的標語：「一滴汽油一滴血」於是，很多司機在下坡的時候，把排檔調低（即「off波」），空轉溜下，只圖省點兒汽油。汽油能換了錢，但賠上的不僅是血，還有自己和乘客的生命！
從貴陽到江津走了兩天多，那是一九四二年。華僑二中分爲中學部和小學部，中學部就在綦江邊一個祠堂裏上課。我進去就讀的高中三，設兩個班，一個文組，一個理組，我讀的是理組，全班約四十人。同學多數來自香港、南洋星馬泰，也有幾個來自朝鮮的。用國語教學，華僑大都能聽懂。
華僑中學沒有校服，由於在戰時，設備很簡陋，師資也很參差，有些老師頗有學問，有些則對教育學是大外行。那時教我們的不少原是海軍，因爲政府被困在內地，海上沒有戰場，就教學去了。所以，讀書還是要靠自己，那時參考書和資料都很缺乏，課本由學校提供，我雖讀理組，但甚麼科目都有，還有英文。
只是沒有實驗，一味讀書。學校没甚麼課外活動，只有抗日宣傳，我們在那裡好像深山野人，蟄居鄉曲，與外界隔絕，學校前臨綦江，水流急湍，我們最好的節目是每天游泳，看船夫拉船上灘，聽四川船夫曲。
學校有工友做飯，卻要學生陪同工友到墟市買菜。其實我們對買茶很外行，說白了，學校是想我們到墟市當監督，不讓買菜的人從中圖利，然而，菜市場的四川鄉下人通常穿一件長衫，講價時挽起長衫，蹲下來在衣袖裏伸手指講價，他們的考慮，旁人無從知曉。真是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。
因爲那時米不够，每天吃两頓粥一頓飯：早餐和晚餐吃粥，中午吃飯。晚餐吃粥，既不飽肚，尿又多，所以整晚上厠所的人川流不息。平時吃的不離青茶、蠶豆、粉絲等，一星期才吃一次肉。父親好不容易託人到非淪陷區的郵局給我匯了一次錢，我得以跑到外面打牙祭，那裡只有一家館子，最多人吃的是豬肝，因爲平時吃得太素，膽固醇高也顧不上那麼多了。
在僑二中的一年艱苦歲月裡，同學們都能互勵互助，努力向學，以補學校教學條件的不足。每晚自修時，一人一盞桐油燈，燈盞像個小茶壺，盛了桐油，有棉芯，經過一晚兩小時自修後，鼻孔全黑，頗不衛生。我在僑二中讀了一年左右，終告畢業，時維一九四三年。
考入上海交大和中央大學
高中畢業後，我打算讀大學，當時在重慶報考了浙江大學、交通大學、重慶大學，心想多考幾所，比較保險。結果交大和浙大都考上了，重慶大學則落空。
當時浙江大學遷到了貴州遵義，交通大學則在重慶，我選擇了交通大學，主修土木工程，交通大學一年級在重慶江北，二三四年級在重慶九龍坡。
考上大學原是人人夢寐以求的大喜事，不幸的是我進交大只有幾個月就病倒了，病得很重，身體很虛弱，不知怎的，停學了兩三個月，追不上進度，第二個學期還要繼續休息，終於被迫退學。
翌年（一九四四年）我重考大學，考取了中央大學和復旦大學，我選讀了中央大學（即現在的南京大學），讀的是工學院水利工程系。
中央大學一年級在嘉陵江邊的柏溪，二三四年級在沙坪壩。沙坪壩在重慶附近，約三四十分鐘的車程，那兒有幾所學校，中央大學最大，當時校長是顧毓琇，到我畢業的時候則由物理學家吳有訓接任。
一年級的暑假裡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校園，整個重慶沸騰了！
在重慶上大學時，條件比較艱難，内地物資不足，大學設備也很因陋就簡，購買較新的科技書籍更不容易，當時大學裡還沒有電腦，學生的最高級工具不過是計算尺，如果你擁有一把名牌計算尺，算是挺了不起了，一般學生很窮困，沒錢買新書，買舊書很普遍，在學生宿舍大門的牆上，經常貼滿了很多條子，出售或徵求舊教科書、舊參考書，甚至墨水筆、文具、簿冊等。
當時重慶市電力不很足，一燈如豆，晚上看書或做功課，眼睛非常吃力！然而，在那樣的環境下，從沒聽見師生有甚麼怨言，教與學都非常積極。
一九四六年，中央大學全校遷還故址，學生分水陸兩路由重慶赴南京，我跟着大隊乘船沿長江東下，抵達原來的校園。淪陷期間，中央大學被用作日軍醫院，我們抵校時，還見有日軍遺下的雜物，狼藉一片。大學佔地廣袤，有幾處校址，我們工學院在南京四牌樓，挨近市區，旁邊就是宏偉的南京城牆，雞鳴寺矗立其上，風景絕佳！
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是在南京最後的學習階段，校裡學習風氣很好，學生心繫時局、對社會、國情的分析能力很強，學術性、政治性的活動很多。
一九四八年夏天，我大學畢業，八年的流亡學習生涯結束了，我從上海乘船南歸，和家人團叙，此時，祖母不在了，父母蒼老了，弟妹們都長大了，不覺無限感慨，熱淚奪眶而出！
如今，昔日的少年知交已年臻耄耋，也有一些辭世了。然而，那亂離中的師友親情、烽火裡的歲月河山，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們的心上，成爲百味雜陳、永不磨滅的集體回憶。